2020年，随着中国生物的灭活疫苗开始在中国乃至全球更多国家接种，实现了杨晓明1986年留学时许下的愿望：为中国多研发几个疫苗，让中国疫苗走向世界。

      近40年科研生涯中，杨晓明一直围绕着以疫苗为核心的生物技术领域，他觉得这是科学家的使命，就如同居里夫人所言，“把人生变成科学的梦，然后再把梦变成现实”。

      这看似简单，却又相当复杂。微观的科学技术进步，需要结合历史经验积淀，做成产品服务于社会。这似乎超出了对科学家的要求，可恰恰又是科学要去真正解决的问题。就像国产灭活疫苗在新冠肆虐中的功垂竹帛，离不开科学带头人的前瞻科技认知以及长期技术准备。

      “新型灭活疫苗”，新在哪里？从毒株筛选到细胞培养，到病毒灭活，再到分离、纯化，各个步骤的“新”成就了体系的“新”，使融合了数字技术和组学技术的新技术、新标准、新工艺逐渐成为灭活疫苗的“标配”。

      为一个“新”字，杨晓明奋斗了三十六年。

      在产业界眼中，杨晓明是中国最大医药集团旗下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现任掌舵人，是拥有超百年历史大药企在此阶段的传承人。

      在中国生物人眼中，杨晓明是一位雷厉风行、胸怀大志，又能脚踏实地、尽职敬业，拥有科学家精神和素养的管理者。

      在他的学生与科研后辈眼中，杨晓明则是一位学术造诣深厚，对技术细节了然于胸，对科研方向判断高瞻远瞩的好导师。他会亲自指导新一代科研学者做实验，甚至在用什么实验试剂、在如何处理实验动物等细节上，都可以给出科学建议。

      而在杨晓明自己眼中，他就是一位普通的科研工作者，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科学理想。

      10年来，在杨晓明的带领下，中国生物在中国疫苗领域创出多个“第一”：中国第一家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的乙脑减毒活疫苗；研制出全球首个EV71型手足口病灭活疫苗；研制出自己的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自主研制全球首创六价轮状病毒疫苗进入生产注册阶段……

      基于科学经验的战略决策，是杨晓明领导下的中国生物近年来发展的基调，这在新冠疫情暴发时，体现得尤为充分。

      2019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他便果断派公司诊断试剂团队飞赴武汉，并在48小时内研制出诊断试剂盒，检测出这是最新的病毒，为国家最初防疫决策和方向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中国生物科研管理部王雪薇回忆，“这种前瞻性的决策，唯有对传染病发展规律具有丰富历史经验，对前沿技术跟踪极度密切才能做出来。”

      2020年初，在武汉新冠感染者有医无药的困难时期，杨晓明在全国率先提出用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特异血浆和特异免疫球蛋白疗法救治危重患者。期间中国生物组织43支采浆队伍，分赴各地，并与地方政府就法律法规问题进行协调，以确保采浆工作的推进。这一疗法不仅得到国际认可，也为助力武汉打赢新冠肺炎阻击战做出重要贡献。

接种新冠灭活疫苗后，杨晓明定期采血进行抗体检测。图为2020年4月，杨晓明正在采血

      疫苗方面，在国家主要布局的5条技术路线上，杨晓明是灭活路线的带头人。之所以最先布局灭活疫苗，是因为中国生物的新型灭活疫苗技术已经具备了与国际巨头“掰手腕”的能力—杨晓明认为，在灭活疫苗产业化方面，中国生物基本没有技术瓶颈，“这是多年科研攻关经验以及技术积累的结果”。

      过去，因为面临着疫苗株选育难、生产规模放大难、病毒灭活平衡把握难、抗原纯化步骤多、临床研究时间长等难题，研发疫苗普遍需要耗费“十年十个亿”，耗二十年、三十年者也并不鲜见。而这次，在杨晓明的带领下，中国生物的新冠灭活疫苗从启动研发到产品上市，仅用了短短11个月的时间，实现了全球率先上市，中国首个纳入WHO紧急使用清单的目标。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正是新型灭活疫苗技术在新冠抗疫“大考”中交出的答卷：集成分子、基因组和免疫学技术建立疫苗毒株选育、评价方法；应用新型结构、新型载体，突破篮式反应器逐级放大的技术瓶颈；创建病毒灭活和结构表位完整性评价新技术，实现免疫原性最大化；建立“一步柱层析”纯化方法，抗原纯度达99%以上；采用“组间递进”的设计策略开展临床研究，同步探索免疫程序和接种剂量。

      杨晓明还决定在中国生物建立起全球领先的、最大规模的高等级生物安全生产设施，使新冠灭活疫苗产能大幅提高。“这也是我们的突破，国外没有掌握。”“5+1”的技术创新点，使过去难以想象的事都变成了现实。

      事实证明，灭活疫苗的民生获益面更广。灭活疫苗质量可控、技术体系完善，安全性最高；需要的2～8℃冷链运输和储存条件相对成本较低，也能有效保障疫苗接种率。如今，中国生物的新冠灭活疫苗已经在12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批准使用。

      中国疫苗，在全球新冠疫情肆虐时，通过灭活这条技术路线，展现了大国担当。中国生物凭借百年技术与经验积淀，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为国人构筑了抗击疫情的疫苗屏障，体现出百年大药企的使命担当。而杨晓明，依靠他的科学家素养和企业家魄力，率先在灭活路线取得突破，带领中国生物人上下齐心、披荆斩棘，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显示出科学带头人的技术担当。

      回看这起新冠战“疫”，杨晓明坦言，“如果说这是中国生物迈向下一个百年的入门考试，我想我们肯定考及格了，可以得70~80分”。

       杨晓明于1980年考入兰州大学医学院，在研究生阶段，于1986年被派往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院进修，主要从事吸附精制百日咳疫苗的研究工作。10年后，他又被派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完成了第三代基因工程百日咳疫苗的构建。

       彼时，中美日间的研发差距给到他的“震撼”至今记忆犹新，“相当于是去疫苗航母上参观学习”。

      “1986年日本东京就已经像现在的上海那样繁华，实验室设备有的都没见过”，而1997年到了美国之后，“那里比日本更先进，实验室里的设备更是一应俱全，而当时国内的实验室连像样的离心机都没有，甚至需要用手去摇。”杨晓明回忆起过往不免感慨。

       科研硬件的差距之外，让杨晓明感触更多的是海外研究机构对科研人才的培养、激励，“在美国，只要你有对方需要的技术，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和匹配激励”，而在国内，尤其是国有体制里，论资排辈、机制僵化的问题亟待改善。

       差距更激发了杨晓明想要追赶、超越的决心。2002年，他回国后，被派驻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以下简称“武汉所”），便把对科学、科学家的理解，付诸到实际管理运营中。

      原则只有一个：设身处地为科研人员着想，力所能及地减少科研人员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障碍。为了留住年轻的研究人员，杨晓明着力改善了研究生的宿舍、补贴、奖学金、福利待遇等政策。课题方向，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分为重大攻关课题、重点课题、一般课题三类。前瞻性地确定了，六价轮状病毒疫苗、四价流感疫苗、以无细胞百白破为基础的多联疫苗研究等瞄准世界先进的重大攻关课题。

      几年间，他带领团队成功地把研发无细胞百白破放大到国内首创的5吨发酵罐培养规模，实现了新产品对老产品的全面替代。武汉所流感疫苗研发课题组，成为唯一一个获得科技部科研攻关专项的研发创新团队。此外，杨晓明还前瞻性地建立了联合疫苗研发平台，被科技部确定为国家联合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为我国新型疫苗的孵化器。

      2010年，当杨晓明前往北京担任中国生物总经理、党委书记后，也将武汉所的经验在更大平台上施展。

      一系列深入人心的奖励、鼓励措施，极大地激励了员工的积极性，让员工从“要我干”，到“我要干”，中国生物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杨云凯笑着说道。如今“不奋斗，不中生”，已经成为不少中国生物人的口头禅。

      “中国这几十年来疫苗行业快速发展，靠的就是人才”，杨晓明表示。而关注、激发人才能量，也是杨晓明所有管理动作的出发点。还是那句朴素的话，我是科研工作者，我能理解科研工作者需要的环境是什么。

      来源：E药经理人